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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28彩票app注册送28元_100年前,那些焦虑的中国人

2020-01-11 16:34:19来源:匿名
就像某种宿命,焦虑的年轻人遇到焦虑的蔡元培。5月4日,以北大为首,北京各大专学校3000余人共同发起,举行学界大示威,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。很多年后,北大和青年人,成为五四精神的象征,而焦虑,也伴随着他们在未来对抗社会不公的每一次抗争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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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焦虑,北大就不会是现在的北大,中国也不会出现挽救民族命运的五四运动。

事实上,北大在成为五四运动先锋的北大以前,跟先进、开放、自由、独立这几个词,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
当时的北大,学生很多都是官二代和富二代,大多数学生都雇有仆人,在学校里,这些学生被称为老爷。上课铃响了,仆人要向学生通报说:“请老爷上课。”这些“学生老爷”上学不是为了学习知识,而是希望毕业后能做官。北京大学的风气是以做官为目的,被人戏称为“官僚养成所”。

“学生老爷”们放了学不是去图书馆,而是跑到妓院、戏园,打麻将、吃花酒、捧名角。社会上盛传关于“两院一堂”的说法是,出入八大胡同妓院的人中,多是参众两院和京师大学堂(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)的人。

学生尚且如此,教职员工也清流不到哪里去。

1917年1月,蔡元培刚到北大任职的第一天,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,他停下脚步,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,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。这个举动让在场的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,毕竟从前的校长,大都一副目中无人、不予理睬的官老爷做派。蔡元培刚接手时的北京大学,几乎就是堕落的代名词。

蔡元培所焦虑的是,当时的北大,不但不是“研究高深学问”的地方,学生来读书,不为求学,而是为做官发财,更谈不上,要靠这群年轻人,去改变落后的、挨打的、被别国虎视眈眈的民族命运。“中国这样大,积弊这样深,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入后,是不可能的”。

2.

正是在这种焦虑之下,蔡元培才不得不从源头开始,对北大进行变革,首先要让北大重新回归读书的地方。

他为北大请来一大批顶尖的,专注学术的老师。比如出任文、理科学长的陈独秀和夏元瑮,前者是《新青年》创办者、新文化运动的领袖;后者是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的高徒,爱因斯坦《相对论浅识》的翻译者。

在他先后聘请的超豪华教授名单里,有这些人:儒学、佛学家梁漱溟,诗人、书法家沈尹默,语言学家刘半农,最年轻德语教授朱家骅,国学大师陈寅恪,哲学博士胡适,图书馆主任李大钊、兼职教师鲁迅……

针对师生嫖娼的堕落风气,蔡元培还专门办了一个“进德会”,进入这个社团的人,大家先从自我戒嫖做起,这样慢慢开始养成一种不嫖娼的校风。这个社团里,最有名的成员,就是文科学长陈独秀。

在蔡元培的变革下,北大不但广招青年才俊,预科和旁听生的传统也因此产生,也是因为蔡元培,北大甚至第一次开放了女禁。当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(王昆仑的姐姐)向蔡元培请求入学,他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。这件现在看来的小事,在当时触动了封建主义的神经,轰动了全北大,也轰动了全北京。由北大开始,各大高校此后招生时,才逐渐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。

蔡元培直到今天,不但依然是北大精神的象征,甚至是全中国高校立校之标杆,不仅是因为他提出的那句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,更重要的是,他在任职期间对北大的一系列变革,让北大成为真正一流大学的同时,也让中国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。

(蔡元培、宋庆龄、鲁迅等欢迎来华访问的英国文学家萧伯纳 )

可以说,如果没有一个敢于质疑旧的教育传统,为时代、风气之落后而焦虑的蔡元培,北大不会是北大,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高校的诞生或许要推迟几十年,或许永远都不会出现,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新文化运动可能也不会顺利发生。

3.

在上世纪2、30年代社会的普遍共识里,“没有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,就不可能有五四新文化运动”。

北大犹如上世纪初中国高校和社会的缩影,放眼全国,跟蔡元培接手前混乱崩坏的北大情况相似,中华民国刚成立的那一年开始,中国的处境并没有因为新时代的到来而变得更好一点,国内四分五裂,日本对东北虎视眈眈,把握话语权的列强根本不打算承认民国这个新生的政权。

天真又焦虑的青年人,尝试以己之力拯救社会,有的以死明志,“使学子们有所警动……共讲爱国,卧薪尝胆,刻苦求学”,比如写下《警世钟》的陈天华。有的开始积极寻找救亡图存的办法,他们试图从西学之中寻找国家在新世界秩序中立足的方法,比如陈独秀、比如胡适。他们写文章呼吁国民的觉醒,1915年,陈独秀《敬告青年》,1917年,胡适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。

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就职,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鲁迅、周作人等,即将在未来影响一个世纪的年轻知识分子们都很快聚集于北京大学。就像某种宿命,焦虑的年轻人遇到焦虑的蔡元培。

两年后,新文化运动发展到高潮,在梁启超主办的《新青年》,和北大师生创办的《新潮》、《国民》等刊物的推动下,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,和当时文学变革的中心,成为国人和知识分子心中的“精神圣地”。民主与科学,独立与自由的新思潮,从这群焦虑的青年人开始,从北大和各大高校开始,逐渐影响整个社会。

4.

1919年,一战结束,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,北洋政府密令中国代表团同意转让山东的特权给日本。北大、北高师、女师、法政专门、俄文专修、高工、高农……等各校学生义愤填膺,他们迅速组织集会,争相演说,写血书,游行,身体力行反对政府的“卖国”行经。

5月4日,以北大为首,北京各大专学校3000余人共同发起,举行学界大示威,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。

焦虑的青年人们,第一次足够以强大的力量对抗社会的软弱。新思潮的影响也有了成效,焦虑蔓延至全国,焦虑转化为愤怒,上海等各大城市掀起工人罢工、商人罢市、学生罢课的高潮。

在“三罢”的压力下,北京政府最终拒签《巴黎和约》,五四运动取得成功。这场运动最终的胜利,是青年人的胜利,说到底,因焦虑而起,也因焦虑而成功。

很多年后,北大和青年人,成为五四精神的象征,而焦虑,也伴随着他们在未来对抗社会不公的每一次抗争中。

把焦虑和质疑等同为没有价值的事物,怕是忘记了90年前鲁迅对北大的评价:“第一,北大是常为新的,改进的运动的先锋,要使中国向着好的,往上的道路走……第二,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,即使只有自己。”

没有焦虑,何来变革,没有质疑,何来与黑暗、落后势力相抗争。